西方现代化以理性、自由、资本主导、西方中心论为支柱，只能生长出西方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应当肯定，西方文化对推进人类进步和人类文明具有重要历史贡献。然而，正是基于这种贡献，西方国家在西方文化演进中，却逐渐将其转化为帝国“文明”，并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这种建构中，蕴含着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和逻辑。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是西方现代化道路，其建构逻辑包括步步递进的几个环节。
线性道路——强调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现代性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内蕴历史的连续性、进步性与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性；西方通过宗教批判削弱教会权威获得解放，通过政治批判削弱贵族和君主权威获得解放，通过经济学批判确立了市民社会中平民的地位，一些平民通过从事工商业且拥有土地等私有财产后成为资本家，资本家经营需要“市场”“自由”，资本家之间需要平等相处且维护私有财产，由此要求“民主”；西方现代化道路蕴含的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等，是现代化历史和文明历史上最大的进步，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蕴含的文明观具有唯一性、标准性和普遍性，因而把“西方现代化道路”解释成“世界现代化的唯一道路”，把“地域文明”解释成“普遍文明”，否认后发国家之道路和文明的独特性，强调后发国家须完全遵循西方设定的“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模式”。马泰·卡林内斯库说：“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这实质上是推崇线性历史进步观和唯“西”世界史观，是西方中心论的“道路存在”。
单数文明——西方文明是建立在以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为核心理念的线性历史进步观和西方中心论世界史观基础上的，后者是西方文明的立足点。西方坚持“单数”一元文明观，常常罔顾事实，由他们作为单一主体来解释文明，把他们所解释的文明当作最高的、绝对的“唯一”，其实质是“西方中心论”的帝国“文明”观，具有把“文明”异化为野蛮的逻辑和基因，是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存在”。
民族优越——既然西方的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最大进步，就会进一步认为作为西方文明主体承担者的西方民族就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最优秀的民族，具有充分的文明“优越感”，高于非西方民族，由此推行“西方中心论”，把世界划分为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认为西方世界的民族是“主”，非西方世界的民族是“客”，属于蒙昧、野蛮、未开化的民族，“主”必须统治“客”。借此，以求确立西方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宰地位。这实质上是唯“西”民族优越观，是西方中心论的“民族存在”。
天赋人权——为把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释为世界文明史上的最大进步，就进一步为此提供人性论证，强调人之实体是个人；实体个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个人为我的物质利益与自由、民主，这是天赋人权，符合自然秩序，也最符合人性，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作为实体性、主体性的为我存在，在追求物质财富中，在私有财产占有中，能找到自我价值，因而应确立为我的物质利益与个人自由、民主的至高无上性。于是，关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保”等理论就纷纷出场。这可称为“天赋人权观”，是西方中心论的“人性存在”。
社会进化——认为自由民主是普遍适用的治理原则，西方现代性模式作为文明理念，需全面贯彻到社会领域和世俗化进程中。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领域是自由市场经济（或资本）的存在并主导；政治领域是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及其合法化，及民主的存在；文化领域是宗教衰微与功利、自由文化的兴起；社会领域是世俗化、城市化。这可称之为“社会进化观”，是西方中心论的“社会存在”。
理性标准——西方中心论强调的个人主体性、自由、民主都要聚焦到理性上，认为理性是统一社会模式和秩序的维护者，缺乏理性，其他都无从实现。强调理性是最高尺度，一切都要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评判。理性具有本质性、逻辑性、同一性、唯一性、普遍性、至上性、永恒性、绝对性、主体性、否定性，西方国家可依据理性制定具有控制世界最高权力的“世界标准”，如现代性标准、人权标准、价值标准等，应当用这些世界标准裁量其他国家和民族，非西方国家、民族唯有实行西方文明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这是把现代化、文明化等于西方化，可称之为“理性尺度观”，是西方中心论的“理性存在”。
开化使命——否定非西方国家、民族，认为西方文明就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具有普遍性，非西方国家、民族要么蒙昧，要么野蛮，要么半开化，西方世界需要行使上帝旨意的“文明开化使命”，如输出所谓的普世价值，实行殖民扩张，甚至诉诸暴力或战争，引起战端，认为这些具有合法性即“正当性”。以“文明开化”为名，“一直是欧洲国家体系扩张的首选武器，”数个世纪至今，西方一直狂妄自大，用文明和野蛮等强制性话语来为自身帝国式的“文明开化”辩护。这可称为“开化使命观”，是西方中心论的“合法存在”。
美丽神话——西方的“自由民主”“单数文明”“民族优越”“西方中心”“唯西独尊”“天赋人权”“资本主导”“理性尺度”“世界主宰”“开化使命”等，一定意义上蕴含着利己、对立、扩张和冲突的基因，由此西方的帝国“文明”已异化为“野蛮”。为遮蔽这种“野蛮”，就制造出诸多“美丽神话”，为“西方中心论”提供意识形态辩护，即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普遍利益，认为西方所做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其所作所为都是在行使“文明开化使命”，是为了普遍的利益。这可称为“意识形态神话观”，是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存在”。
哲学唯“一”——它们进一步为西方中心论提供哲学根基。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都注重用思维法则为现实物质世界建构“同质性”的秩序，确定作为最后本源、最高权威、最高目的的形而上学的最高的“一”，用“一”解释“多”，这就是近代西方哲学所强调的“万能理性”或“绝对精神”，认为它具有最高的“普遍性”，是同化“多”的最高“同一性”、主宰“多”的最权威的“主宰者”，是统治现实世界的绝对的“终极存在”，具有操控一切并使一切发生变化的魔力，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主导着现实物质世界。其实质，就是证明“同一性”的“目的”和“意义”。“同一性思维”的特质，就是强调一高于多、独断高于宽容、独白高于对话、强力高于平等、控制高于自由、专制高于民主，因而，西方传统的理性形而上学大都是为“西方中心论”做哲学论证的。这可称为唯“一”哲学观或理性形而上学世界观，是西方中心论的“哲学存在”。
以上几个环节的总逻辑：把世界唯“西”化→把西方唯“一”化→把唯一“统一”化→把统一“统治”化→若不服从统治就“打压”。其实质就是把进步化为中心—把特殊说成普遍—把西方当成世界—把文化等同文明—把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这就是西方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由上可见，以近代西方工业化、市场化、资本化为基石，以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为核心理念的西方现代化从基因上只能内生出“物化文化”“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这种“文化”在结果上因注重绝对一元又内生出为我、单赢、掠夺、扩张、冲突和暴力，并异化为“野蛮”，最后就是以“恶”护“恶”。对此，威廉斯提出，欧洲殖民国家和殖民扩张的衍生国家背后都有一个中心思想作支撑，即西方世界的文明、知识比非西方民族优越。这种优越感让西方世界产生救赎的使命感，一厢情愿地将自我理解的事实强加给非西方民族。斯塔罗宾指出，一旦文明一词不再表示有待判断的事实，而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价值，它就把以文明之名要求做出至高牺牲变成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促进文明或捍卫文明可以诉诸暴力。于是，就出现了某些“文明的”民族或国家时常以“文明”之名对所谓“不文明”的民族或国家采取极端措施，做出令人发指之事，如殖民扩张或充斥暴力。而这，在结果及其实质上就是反文明的野蛮，是远离“至善”的恶。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详情请参阅《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一文]
西方现代化以理性、自由、资本主导、西方中心论为支柱，只能生长出西方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应当肯定，西方文化对推进人类进步和人类文明具有重要历史贡献。然而，正是基于这种贡献，西方国家在西方文化演进中，却逐渐将其转化为帝国“文明”，并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这种建构中，蕴含着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和逻辑。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是西方现代化道路，其建构逻辑包括步步递进的几个环节。
线性道路——强调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现代性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内蕴历史的连续性、进步性与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性；西方通过宗教批判削弱教会权威获得解放，通过政治批判削弱贵族和君主权威获得解放，通过经济学批判确立了市民社会中平民的地位，一些平民通过从事工商业且拥有土地等私有财产后成为资本家，资本家经营需要“市场”“自由”，资本家之间需要平等相处且维护私有财产，由此要求“民主”；西方现代化道路蕴含的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等，是现代化历史和文明历史上最大的进步，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蕴含的文明观具有唯一性、标准性和普遍性，因而把“西方现代化道路”解释成“世界现代化的唯一道路”，把“地域文明”解释成“普遍文明”，否认后发国家之道路和文明的独特性，强调后发国家须完全遵循西方设定的“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模式”。马泰·卡林内斯库说：“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这实质上是推崇线性历史进步观和唯“西”世界史观，是西方中心论的“道路存在”。
单数文明——西方文明是建立在以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为核心理念的线性历史进步观和西方中心论世界史观基础上的，后者是西方文明的立足点。西方坚持“单数”一元文明观，常常罔顾事实，由他们作为单一主体来解释文明，把他们所解释的文明当作最高的、绝对的“唯一”，其实质是“西方中心论”的帝国“文明”观，具有把“文明”异化为野蛮的逻辑和基因，是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存在”。
民族优越——既然西方的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最大进步，就会进一步认为作为西方文明主体承担者的西方民族就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最优秀的民族，具有充分的文明“优越感”，高于非西方民族，由此推行“西方中心论”，把世界划分为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认为西方世界的民族是“主”，非西方世界的民族是“客”，属于蒙昧、野蛮、未开化的民族，“主”必须统治“客”。借此，以求确立西方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宰地位。这实质上是唯“西”民族优越观，是西方中心论的“民族存在”。
天赋人权——为把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释为世界文明史上的最大进步，就进一步为此提供人性论证，强调人之实体是个人；实体个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个人为我的物质利益与自由、民主，这是天赋人权，符合自然秩序，也最符合人性，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作为实体性、主体性的为我存在，在追求物质财富中，在私有财产占有中，能找到自我价值，因而应确立为我的物质利益与个人自由、民主的至高无上性。于是，关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保”等理论就纷纷出场。这可称为“天赋人权观”，是西方中心论的“人性存在”。
社会进化——认为自由民主是普遍适用的治理原则，西方现代性模式作为文明理念，需全面贯彻到社会领域和世俗化进程中。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领域是自由市场经济（或资本）的存在并主导；政治领域是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及其合法化，及民主的存在；文化领域是宗教衰微与功利、自由文化的兴起；社会领域是世俗化、城市化。这可称之为“社会进化观”，是西方中心论的“社会存在”。
理性标准——西方中心论强调的个人主体性、自由、民主都要聚焦到理性上，认为理性是统一社会模式和秩序的维护者，缺乏理性，其他都无从实现。强调理性是最高尺度，一切都要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评判。理性具有本质性、逻辑性、同一性、唯一性、普遍性、至上性、永恒性、绝对性、主体性、否定性，西方国家可依据理性制定具有控制世界最高权力的“世界标准”，如现代性标准、人权标准、价值标准等，应当用这些世界标准裁量其他国家和民族，非西方国家、民族唯有实行西方文明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这是把现代化、文明化等于西方化，可称之为“理性尺度观”，是西方中心论的“理性存在”。
开化使命——否定非西方国家、民族，认为西方文明就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具有普遍性，非西方国家、民族要么蒙昧，要么野蛮，要么半开化，西方世界需要行使上帝旨意的“文明开化使命”，如输出所谓的普世价值，实行殖民扩张，甚至诉诸暴力或战争，引起战端，认为这些具有合法性即“正当性”。以“文明开化”为名，“一直是欧洲国家体系扩张的首选武器，”数个世纪至今，西方一直狂妄自大，用文明和野蛮等强制性话语来为自身帝国式的“文明开化”辩护。这可称为“开化使命观”，是西方中心论的“合法存在”。
美丽神话——西方的“自由民主”“单数文明”“民族优越”“西方中心”“唯西独尊”“天赋人权”“资本主导”“理性尺度”“世界主宰”“开化使命”等，一定意义上蕴含着利己、对立、扩张和冲突的基因，由此西方的帝国“文明”已异化为“野蛮”。为遮蔽这种“野蛮”，就制造出诸多“美丽神话”，为“西方中心论”提供意识形态辩护，即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普遍利益，认为西方所做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其所作所为都是在行使“文明开化使命”，是为了普遍的利益。这可称为“意识形态神话观”，是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存在”。
哲学唯“一”——它们进一步为西方中心论提供哲学根基。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都注重用思维法则为现实物质世界建构“同质性”的秩序，确定作为最后本源、最高权威、最高目的的形而上学的最高的“一”，用“一”解释“多”，这就是近代西方哲学所强调的“万能理性”或“绝对精神”，认为它具有最高的“普遍性”，是同化“多”的最高“同一性”、主宰“多”的最权威的“主宰者”，是统治现实世界的绝对的“终极存在”，具有操控一切并使一切发生变化的魔力，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主导着现实物质世界。其实质，就是证明“同一性”的“目的”和“意义”。“同一性思维”的特质，就是强调一高于多、独断高于宽容、独白高于对话、强力高于平等、控制高于自由、专制高于民主，因而，西方传统的理性形而上学大都是为“西方中心论”做哲学论证的。这可称为唯“一”哲学观或理性形而上学世界观，是西方中心论的“哲学存在”。
以上几个环节的总逻辑：把世界唯“西”化→把西方唯“一”化→把唯一“统一”化→把统一“统治”化→若不服从统治就“打压”。其实质就是把进步化为中心—把特殊说成普遍—把西方当成世界—把文化等同文明—把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这就是西方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由上可见，以近代西方工业化、市场化、资本化为基石，以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为核心理念的西方现代化从基因上只能内生出“物化文化”“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这种“文化”在结果上因注重绝对一元又内生出为我、单赢、掠夺、扩张、冲突和暴力，并异化为“野蛮”，最后就是以“恶”护“恶”。对此，威廉斯提出，欧洲殖民国家和殖民扩张的衍生国家背后都有一个中心思想作支撑，即西方世界的文明、知识比非西方民族优越。这种优越感让西方世界产生救赎的使命感，一厢情愿地将自我理解的事实强加给非西方民族。斯塔罗宾指出，一旦文明一词不再表示有待判断的事实，而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价值，它就把以文明之名要求做出至高牺牲变成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促进文明或捍卫文明可以诉诸暴力。于是，就出现了某些“文明的”民族或国家时常以“文明”之名对所谓“不文明”的民族或国家采取极端措施，做出令人发指之事，如殖民扩张或充斥暴力。而这，在结果及其实质上就是反文明的野蛮，是远离“至善”的恶。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详情请参阅《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