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方法论，数字史学的诞生与发展不断获得学界关注，它在特定研究领域中的突出优势，无疑呼应了百年大变局的时代需求，为推出优质、原创性研究成果提供了重要保障。
数字史学强调在历史研究中关注与运用信息技术，这不仅是历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需要。当前，信息技术已经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技术引入历史研究，是历史学科发展不容忽视的趋势。数字技术不仅改变历史研究的过程，而且在图书馆、学术交流、课堂教学等多种场景中影响着历史学者的工作方式和状态。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部分学者对数字技术的抵触情绪。他们不想被技术奴役，习惯在传统学术架构的舒适区怡然自得。对待技术的态度其实能够反映研究者的世界观，两种极端思想都不可取：视技术为洪水猛兽，可能会堕入狭隘主义的深渊，封闭研究视野；迷信技术万能，片面强调数字工具的“事实性”描述，则有简单化历史问题的嫌疑，可能得出贻笑大方的结论，犯技术万能主义的幼稚病。在数字史学越来越受关注的当下，我们更加需要警惕技术万能主义的危害。跳脱历史语境的技术型研究路径，可能会由于迷信工具理性而造成史学失去自己应有的品格。
有人会说，数字史学充分展示了技术维度的优势，一方面占尽全领域的结构化史料，另一方面基于算法获得硬核结论，因此有理由对相关研究的推进充满信心。对于出现与传统认知相抵触的结论，他们宁愿将其解读为学术“创新”。我们并非说研究结论不能与传统认知相悖，而是说历史有更复杂的问题需要观照，而且有更加需要关怀的历史语境。由于数字史学名声日隆，大量快餐式研究层出不穷，一些研究者用不同的文献套用数字分析工具的架构，做出大量性质雷同的研究，使史学成果退化为流水线上的工业品，而不是彰显研究者思想火花的成果，造成数字史学的虚假繁荣。这显然不是健康的学术生态。造成这种虚假繁荣的原因，正在于研究者忽略了数字史学的价值立场。曾经，我们以为技术是中性的、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现实让我们看到立场无处不在。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并非存在于真空中，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数字史学当然有助于我们更加高效地收集、整理史料，通过大量占有史料，使学术研究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但更为客观地解读史料，做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研究，才是历史学的使命。那些用技术作为噱头的研究，无论其过程多么绚烂，如果没有贴近历史诉求，就难以称其为真正的数字史学。
我们清楚地看到，即便数字史学让历史学者意识到工作环境已经从布满灰尘的档案室，转移到方寸之间的个人数字终端，变化程度不可谓不大，但数字史学研究仍继续受到研究者立场和视野的影响。与此同时，技术的运用并非总是意味着进步，也会带来系统的崩塌。正如互联网发明者伯纳斯·李提到的那样，同样的担忧也存在于将技术引入历史研究的范畴之中：技术的垄断性，极端观点的出现，以及由于偏重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倾向于接受片面信息，结果形成“信息茧房”等效应，都提醒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避免落入技术的陷阱。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反思，未加修饰的“数字史学”或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术语。由于缺乏共同话语体系，学者尚未就“数字史学”的定义达成共识，而“数字”作为修饰的定语，会潜移默化地强调某些方面，但被强调的特质可能并非最核心的内容。更优的选择可能是使用一种描述性的话语，即“数字时代的历史研究”，这样反而能够更准确表达真实诉求——落脚点依然是“历史研究”，而“数字时代”则能够凸显在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研究工作。这个描述性的定义能够让史学工作者回望自己作为历史学者的初心，而不会被外在的技术手段所束缚。
我国数字人文领域的知名学者冯惠玲教授指出，技术与人文研究要获得实质性和有效性的连接，需要双方相互欣赏、相互借鉴，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协同发展，从而实现历史研究与数字技术的同频共振。在研究工作中，历史学家应当坚持自主性，把技术当作研究者的助理，而不能任由技术喧宾夺主，取代知识生产中的辨析、考证等创造性活动。所以，将技术嵌入历史研究，仍然需要体现出历史学科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历史研究不能因为技术而放弃科学理论的指导，历史学家如果不假思索地在研究中套用语言模型工具，就可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隐匿在模型中的价值立场，它可能与研究者信奉的原则相抵触。价值判断不仅是数字史学实践中不可缺省的内容，也是避免因技术应用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安全阀。
这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希腊哲学关于知识分子的职业伦理认知中，看轻思维开阔的狐狸，抬举关注独门绝技的刺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传统的史学训练，就是在培养刺猬那样心无旁骛、具有专门技艺的史学工作者。但是，在当下的信息环境中，做深度研究还是开放性研究，似乎成了一个问题。不过，这并非要人为造就一个两难境地，我们希望将二者结合起来，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既有广博的知识，又能够深刻钻研，用数字史学提供的眼界与方法武装自己，不断升级为善于提问的研究者，在大变局的时代做一只充满想象力的“刺猬狐”。
总而言之，因应新时代的学术发展，史学工作者需要有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心态，去尝试和接纳一切有利于研究历史和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从本质上看，数字史学为学者的工具箱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至于这个工具是否称手，需要研究者不断返回历史语境，时刻观照历史研究的初心。让数字史学以一种“谦卑”的方式参与到历史知识的生成、传播与解释中，才能发挥其特有的效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作为一种方法论，数字史学的诞生与发展不断获得学界关注，它在特定研究领域中的突出优势，无疑呼应了百年大变局的时代需求，为推出优质、原创性研究成果提供了重要保障。
数字史学强调在历史研究中关注与运用信息技术，这不仅是历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需要。当前，信息技术已经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技术引入历史研究，是历史学科发展不容忽视的趋势。数字技术不仅改变历史研究的过程，而且在图书馆、学术交流、课堂教学等多种场景中影响着历史学者的工作方式和状态。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部分学者对数字技术的抵触情绪。他们不想被技术奴役，习惯在传统学术架构的舒适区怡然自得。对待技术的态度其实能够反映研究者的世界观，两种极端思想都不可取：视技术为洪水猛兽，可能会堕入狭隘主义的深渊，封闭研究视野；迷信技术万能，片面强调数字工具的“事实性”描述，则有简单化历史问题的嫌疑，可能得出贻笑大方的结论，犯技术万能主义的幼稚病。在数字史学越来越受关注的当下，我们更加需要警惕技术万能主义的危害。跳脱历史语境的技术型研究路径，可能会由于迷信工具理性而造成史学失去自己应有的品格。
有人会说，数字史学充分展示了技术维度的优势，一方面占尽全领域的结构化史料，另一方面基于算法获得硬核结论，因此有理由对相关研究的推进充满信心。对于出现与传统认知相抵触的结论，他们宁愿将其解读为学术“创新”。我们并非说研究结论不能与传统认知相悖，而是说历史有更复杂的问题需要观照，而且有更加需要关怀的历史语境。由于数字史学名声日隆，大量快餐式研究层出不穷，一些研究者用不同的文献套用数字分析工具的架构，做出大量性质雷同的研究，使史学成果退化为流水线上的工业品，而不是彰显研究者思想火花的成果，造成数字史学的虚假繁荣。这显然不是健康的学术生态。造成这种虚假繁荣的原因，正在于研究者忽略了数字史学的价值立场。曾经，我们以为技术是中性的、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现实让我们看到立场无处不在。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并非存在于真空中，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数字史学当然有助于我们更加高效地收集、整理史料，通过大量占有史料，使学术研究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但更为客观地解读史料，做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研究，才是历史学的使命。那些用技术作为噱头的研究，无论其过程多么绚烂，如果没有贴近历史诉求，就难以称其为真正的数字史学。
我们清楚地看到，即便数字史学让历史学者意识到工作环境已经从布满灰尘的档案室，转移到方寸之间的个人数字终端，变化程度不可谓不大，但数字史学研究仍继续受到研究者立场和视野的影响。与此同时，技术的运用并非总是意味着进步，也会带来系统的崩塌。正如互联网发明者伯纳斯·李提到的那样，同样的担忧也存在于将技术引入历史研究的范畴之中：技术的垄断性，极端观点的出现，以及由于偏重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倾向于接受片面信息，结果形成“信息茧房”等效应，都提醒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避免落入技术的陷阱。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反思，未加修饰的“数字史学”或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术语。由于缺乏共同话语体系，学者尚未就“数字史学”的定义达成共识，而“数字”作为修饰的定语，会潜移默化地强调某些方面，但被强调的特质可能并非最核心的内容。更优的选择可能是使用一种描述性的话语，即“数字时代的历史研究”，这样反而能够更准确表达真实诉求——落脚点依然是“历史研究”，而“数字时代”则能够凸显在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研究工作。这个描述性的定义能够让史学工作者回望自己作为历史学者的初心，而不会被外在的技术手段所束缚。
我国数字人文领域的知名学者冯惠玲教授指出，技术与人文研究要获得实质性和有效性的连接，需要双方相互欣赏、相互借鉴，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协同发展，从而实现历史研究与数字技术的同频共振。在研究工作中，历史学家应当坚持自主性，把技术当作研究者的助理，而不能任由技术喧宾夺主，取代知识生产中的辨析、考证等创造性活动。所以，将技术嵌入历史研究，仍然需要体现出历史学科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历史研究不能因为技术而放弃科学理论的指导，历史学家如果不假思索地在研究中套用语言模型工具，就可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隐匿在模型中的价值立场，它可能与研究者信奉的原则相抵触。价值判断不仅是数字史学实践中不可缺省的内容，也是避免因技术应用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安全阀。
这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希腊哲学关于知识分子的职业伦理认知中，看轻思维开阔的狐狸，抬举关注独门绝技的刺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传统的史学训练，就是在培养刺猬那样心无旁骛、具有专门技艺的史学工作者。但是，在当下的信息环境中，做深度研究还是开放性研究，似乎成了一个问题。不过，这并非要人为造就一个两难境地，我们希望将二者结合起来，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既有广博的知识，又能够深刻钻研，用数字史学提供的眼界与方法武装自己，不断升级为善于提问的研究者，在大变局的时代做一只充满想象力的“刺猬狐”。
总而言之，因应新时代的学术发展，史学工作者需要有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心态，去尝试和接纳一切有利于研究历史和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从本质上看，数字史学为学者的工具箱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至于这个工具是否称手，需要研究者不断返回历史语境，时刻观照历史研究的初心。让数字史学以一种“谦卑”的方式参与到历史知识的生成、传播与解释中，才能发挥其特有的效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