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季松：守护“地球之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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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日。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地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蓄洪水、调节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也因此，湿地又被冠名“地球之肾”。

早在三十多年前，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部门高技术与环境顾问的吴季松，就参与了中国加入国际《湿地公约》的报告审定和签约工作。此后，他实地考察了全球百余国家的生态系统，并将这些经验运用于中国东居延海湿地、台特玛湖湿地、潮河源湿地、黄河河口湿地和白洋淀湿地的生态修复工程中。

吴季松年幼时在北大红楼读到李大钊先生之豪言“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萌发为“吾族立足于世界”奋斗之志，如今年近耄耋仍在为湿地生态修复潜心研究，实践创新。“如果一个人无所作为，没有理想，放弃希望，那他的生命实际上就停止了。”在他看来，虽然一个人在历史和世界的长河中是十分渺小的，但他愿以最大努力为祖国多做点事情。

吴季松

满族，北京人，中共党员，博士，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雄安集团院士工作站主任，中国技术经济学会顾问，北京循环经济促进会创始会长，原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副代表。

从北京到联合国

1944年出生的吴季松，是在近代中国的繁复历变中成长起来的。

他在烽火硝烟中，生于陪都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吴恩裕在北京大学政治系任教授，母亲是北京大学幼儿园的负责人。他跟随父母北上，回到北京。

在北京大学红楼下长大的吴季松，从小学习成绩优异，1962年顺利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数学力学系。毕业后，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被分配到新疆芳草湖农场劳动锻炼，成为一名农工。

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的芳草湖农场，原本叫“荒草湖”，是一片长满苇草的荒湖。上世纪6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这里开荒地，种粮食，建立大型国营农场。“荒草湖”改名“芳草湖”，寓意美好如茵。

“我们在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半荒漠地区，在沙漠与绿洲的过渡带，开垦耕种。”夏天在骄阳的炙烤下收玉米，冬天在近零下30℃的严寒中挖渠。吴季松扛着锹镐干了大半年，因为劳动表现好，进了机耕队，成了拖拉机手。

新疆雨水极少，地面都是浮土。“拖拉机犁地时，尘烟四起，即使坐在门窗紧闭的驾驶室，收工后，依旧满身尘土，鼻孔里都是黑泥。”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了一年拖拉机，他又被选入分场办公室。

1971年，吴季松被调到新疆仪表厂，从农工变成了工厂车工。头脑灵活的他，很快就轻车熟路，“三个月就出徒了，达到二级工标准。”之后，他革新设计了“内径千分尺”，不仅节约了宝贵的钢材，还减轻了工人的负担，升为仪表厂的技术组长。

但学理工出身的吴季松，一直希望投身更广阔的天地。1973年，中国科学院北京物理所准备在安徽合肥筹建受控热核聚变研究站，从各地函调经过劳动锻炼，“文革”期间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毕业生。吴季松成功被选中，由此首批重返科研领域。

受控热核聚变研究，就是氢弹和平利用的研究。据有关资料预测，到21世纪中叶，全世界能源消费的需求，将超过传统能源的供给能力，所以必须开发新的能源以满足消费。被视为“人造小太阳”的核聚变，成为人类研究新能源的重中之重。从二战末期开始，苏联、美、英等国就相继开展了这项研究。

1979年，经严格选拔，吴季松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的访问学者，到欧洲原子能联营法国能源委员会工作，从事受控热核聚变实验器研究。驻外期间，他不时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活动，第一次了解到“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后来，他将这个法语词汇翻译成中文，成为第一批将这个概念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

由于专业下马，1989年，吴季松被调到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任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各种科学技术交流的平台，水资源利用属于这一范畴。“当时，各国间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际会议如雨后春笋，忙个不停。”吴季松也不曾想到的是，正是这些经历引领他走入生态环保领域，并自此与湿地保护结下不解之缘。

签署国际《湿地公约》

1992年，吴季松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副代表。他每年的任务之一，就是考虑中国可以参加哪项科技国际公约，以扩大对外开放。

为此，吴季松查阅了大量联合国文献和外交书籍，做了很多比较调研。他发现，参加《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下称《湿地公约》），保护湿地是有利而无害的。

湿地是与森林、海洋并列的地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但长期以来，湿地的价值并不为人们所知晓，只是被当作荒滩、荒地、荒水，无限度地开发利用，致使大量湿地资源遭到破坏。直到1971年，英国、瑞典、加拿大等18个国家，在伊朗拉姆萨尔签署通过了《湿地公约》。这是全球第一个环境公约，各国政府致力于通过共同合作，保护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特别是水禽和其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

我国湿地面积广大，居亚洲第一，其中许多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国际越冬水禽栖息地。吴季松高瞻远瞩地意识到，“改革开放的政策，决定中国应该融入世界大生态系统，积极参加保护生态的国际事务，这对中国的生态保护也能起促进作用。”

于是，他整理报告上报外交部批准申请加入《湿地公约》，并要求有关单位写出国内外湿地情况的详细报告。按照国际惯例，这份报告除需加盖公章之外，上面必须要有相关专家签字。

但没想到的是，国内报来关于湿地的材料，十分简单。吴季松反复催要更详细的资料后，国内的答复却是：找不到在申请报告上签字、专门研究湿地的专家。

我国的湿地研究，起步较晚。吴季松于1988年首译“wetland”为“湿地”，湿地概念才进入我国学术研究的视野，但研究不成系统。

吴季松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研究湿地也是“门外汉”，但他查阅外文书籍，并就近对湿地进行实地考察，做了大量工作后，他对“湿地”的定义和生态功能，有了全面认识，重新整理了报告材料。

“当时最大的问题在于，有关跨国往返的候鸟的争论。会不会有外国指责中国没有保护自己的湿地，影响了他国候鸟的生存？”经过反复分析，吴季松认为，“《湿地公约》是提倡性的，并没有国际监测的条款，因此不会产生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其次，条约是互相的，他国也有类似问题，所以争议不大。”

1992年3月31日，吴季松与中国前驻法大使蔡方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了中国加入《湿地公约》的文件。蔡方柏大使在文本上签字后，大家高兴地祝酒合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激动地握着吴季松的手说:“感谢中国从法律上保护湿地，谢谢您！”

湿地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蓄洪水、调节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也因此，湿地又被冠名“地球之肾”。吴季松研究发现：千年之前北京不但有连成片的广大湿地，湿地中还有成群结队“熊出没”。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此等极难想象之事，却是有历史记载的——辽代圣宗统和四年（986年）十二月“猎于沙河”，七年（989年）“猎于蓟州之南甸”。辽代皇帝还多次巡幸“延芳淀”（当时北京最大湿地），猎物有鹿、熊和狼等。

他结合近年已有北京北部发现豹的报道，坚信经过30年左右的长期努力，在保证北京宜居环境的前提下，大型哺乳野生动物回归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重要的生态修复标志。

百国考察和国内实践

中国加入《湿地公约》后，“湿地”进入小学课本，湿地保护、治理和修复也逐渐被提上议程。

“经过宣传，大家现在意识到，湿地绝不仅仅是有鸟飞来飞去，在维系清洁水源、调节气候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30多年来，他与团队考察了五大洲106个国家，并将国外生态系统治理的实际经验带回中国。

1998年，吴季松调任全国节水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当时，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他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用于水资源的规划管理，总结出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三水统一理论，得到国务院的肯定，其中就包括对湿地的生态修复。

新疆台特玛湖是塔里木河和车尔臣河的尾闾。过去，这里曾是一片水草丰茂之地，两岸的天然胡杨林郁郁葱葱。据清《西域水道记》记载，“河水汪洋东逝，两岸旷邈，弥望菹泽”。到1972年，由于用水过度，塔里木河下游断流，尾闾的台特玛湖随之干涸、沦为荒漠，附近英苏村的村民被迫搬家。

为恢复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系统，2000年，吴季松主持了《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由于台特玛湖干涸太久，当时没有可供参考的水文资料，我们就找到一位世代居住于英苏村的109岁维吾尔族老人。在他家中，我们克服语言和记忆的障碍调研，反复征询，才摸清了当年绿洲的范围和动植物状况。”

根据调研结果，他的团队优化配置有限的水资源，制定了科学的输水规划，启动台特玛湖修复工程。连续23次生态补水，使地下水位普遍上升。“绿洲面积恢复到原来的一半，已经枯死的胡杨又发芽了，野鸭、兔子也回来了。英苏村的村民纷纷回迁，台特玛湖现在已经是景色优美的旅游景点。”吴季松说。

此外，2001年，吴季松还对黑龙江省西、北、东三个方向的湿地及江河，进行了全面考察。最先走访的是齐齐哈尔扎龙湿地，它是我国最大的以鹤类等大型水禽为主体的国家级珍稀鸟类和湿地生态自然保护区，1992年已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进入湿地后，我看到一片芦苇地，到处是枯萎的黄色，看不到水，看不到绿。到了核心区才看到水塘，连不成片，水也非常浅。”吴季松向当地村民一打听，才知道扎龙湿地连年萎缩，“村民本来世代捕鱼为生，现在连鱼也捕不到了。”

吴季松意识到责任重大，在他的组织下，黑龙江水利厅协同刚成立不久的齐齐哈尔市水务局和水利部松辽河流域水利委员会，筹措资金，启动扎龙湿地应急调水工程，当年就向扎龙湿地补水3500万立方米，避免了湿地的进一步萎缩。经过多年连续补水，如今的扎龙湿地，已是一幅水草丰美、飞鸟成群的自然画卷。

多年来，吴季松几乎走遍了我国的大江大河。他参与主持修复了北京潮河源湿地，保障北京奥运会水源；修复东居延海湿地，保证载人航天基地饮用水安全；修复黄河河口湿地，使济南泉涌重现。

2009年，吴季松以主持制定和指导实施中国第一批国家级生态修复工程，赢得国际赞誉，当选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白洋淀湿地生态修复

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湿地生态系统，被誉为“华北之肾”。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气候干旱、上游来水减少、工农业用水量增加等原因，白洋淀水位不断下降，大旱干淀现象频发，淀底沙土成片裸露，生态系统持续恶化。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作为雄安新区的主要依托，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系统性生态治理。

湿地的保护和修复是一门科学。它不同于湖泊和河流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功能的脆弱生态系统。吴季松解释说，“例如，湿地的水位是变化的，具有吸收洪泛的重要功能。而很多湖泊的水量相对固定，不具备蓄洪的功能，过量就泛滥了。”

因此，治理湿地和湖泊，要用不同的“药方”。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牛和马如果生病了，我们给它们可能吃同样的药，但剂量一定是不一样的。治理湿地和湖泊，也是同样的道理。”

目前，我国湿地的生态修复存在“重新建、轻修复”问题。一些地区按照“挖坑、放水、栽花草、修标志建筑”的不科学模式新建湿地，在吴季松看来，“这些仅有公园的休闲作用，未能修复湿地净水、防洪、碳汇和维系生物多样性等重要功能。尤其是在华北和西北等缺水地区，还会破坏脆弱的水平衡，不利于节水。”

“湿地贵在原生态。”湿地的修复，要尽可能恢复原生态，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吴季松说，“由于许多湿地都源于江湖，不少至今没有明确的分界，因此，修复的范围要从流域定，水位的保持要考虑地下水，动植物生态系统也要考虑原生态。系统分析后才能制定科学的修复方案，实施治理、修复或恢复措施。”

2017年以来，吴季松作为雄安新区规划评议专家组成员，对白洋淀143个淀泊中的藻苲淀，提出因地制宜恢复芦苇、菱角等原生植物生态系统；涵养地下水、截治污染、退耕还淀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被确定为工程招标的最重要依据。

经过3年生态修复，如今，白洋淀的水质持续改善，鱼虾成群、水鸟翔集的生态美景再次显现。曾经一度消失的原生淡水鱼——鳑鲏鱼，也渐渐回归白洋淀。

吴季松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他希望在白洋淀生态修复的经验基础上，培养一支国际水平的湿地生态修复科技队伍，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持续创新能力。2019年6月，雄安新区以吴季松团队为依托，成立了雄安新区第一个院士工作站。

除此之外，森林系统、海洋系统目前都已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唯独湿地还没有。“我国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很薄弱。”吴季松认为，建立国家级的湿地生态修复重点实验室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十分必要。

2021年，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吴季松与十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建湿地生态修复国家重点实验室，加强湿地生态基础研究的建议》提案，得到全国政协和科技部高度评价和积极支持。

争取中国在湿地领域的话语权

湿地覆盖地球表面仅有6%，却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然而，自2000年以来，全球湿地的流失速度一直在加快。据《湿地公约》秘书处统计，近50年来，全球已丧失了超过35%的天然湿地。湿地丧失的速度，是森林的3倍。

湿地面积一缩再缩，与其研究基础薄弱和价值被严重低估不无关系。吴季松作为湿地研究领域专家，对此非常痛心。他领衔“湿地生态修复全国重点实验室筹委会”团队，创立了中国的湿地科学，给“湿地”下了科学、全面、创新的定义，提出了判断湿地的具体数量标准。

2022年11月，吴季松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向全球介绍这些基础研究成果，得到国际专家的认同。吴季松说，目前他和团队正在研究湿地生态修复的“卡脖子”关键技术的原理，攻克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和协作机器人三者协同精准清淤技术。

湿地甲烷排放是国际关注的气候变化的重大问题。其单位面积排放量，对温室效应的贡献相对二氧化碳的倍数，都是国际上尚无定论的科技难题。此外还有甲烷的“碳捕捉、封存和利用”技术的攻克。吴季松正在通过清华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和温州大学组成平台研究，其结果将应用于白洋淀和北京。

截至目前，中国湿地面积达5635万公顷，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中国已出台湿地保护法，把重要湿地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起以三江源为首的国家湿地公园和湿地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湿地保护体系。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正式通过了《武汉宣言》。吴季松说，“《武汉宣言》是面向未来的行动纲领。我国湿地保护的经验，在宣言里得到充分体现。中国湿地保护修复实践具有全球示范意义。我们不仅要争取话语权，还要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引领国际湿地保护修复潮流。”

吴季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