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0人的班级，被分为了两个“国”。
一边是经常打人的学生，另一边是可能被打的其他同学。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云南西双版纳州一所小学的班级里不断发生欺凌事件。家长们愤怒，但大多在老师的调解下忍耐，还有人为了避免孩子被欺负，默许他们加入打人的一“国”。
一位母亲的加入让事情起了变化。苏迎澜是上海一家单位的主管，得知自己的儿子被围殴后，她迅速飞回家，在几天时间内熟悉了相关法规，一一联系其他被打学生的家庭，发起了一份反校园暴力联合声明。经过与校方的几场谈判，最终，学校同意对打人的学生开具处分。
这不是一个让坏孩子受到最严厉惩罚的、令人解气的故事。为了减轻对班主任和学校的影响，苏迎澜没有选择报警或向上级部门反映，但她仍然实现了一场小小的胜利。
遭遇欺凌后，对于如何面对和处理施暴的同学，10岁的儿子害怕而犹豫。但他能肯定的是，道歉是没有用的，暴力还是会再次发生。这一次，苏迎澜希望孩子能和自己一起直面这件事：“你愿意陪妈妈打这一仗吗？”
“我愿意。”儿子说。
这一仗或许并不完美，但她想和孩子走出一条路来，在面对校园欺凌时除了逃避和忍耐之外的另一条路。
妈妈的计划
2022年12月，下午5点，苏迎澜正在上海的一家公司开会，大家正和风投公司讨论着资本进入行业的模式，但她已经没有心思听。她的手发着抖，买下了最快一班回西双版纳航班的机票。
几分钟前，她接到了来自丈夫林皓的电话。三年级的儿子小逸在操场被7个同学围殴了。电话那头的丈夫愤怒到哽咽 ，甚至想到了和对方家长“同归于尽”。
“我们离婚，孩子判给你”。苏迎澜震惊了，“为什么？”这是林皓冲动之下的策略，万一他和对方家长发生冲突，就自己揽下全部责任。
“我（要是）不回来，你离哪门子婚？”“我单方面宣布离婚。”“有用吗？你知道离婚的程序吗？”林皓没想那么多，“我去了。”苏迎澜赶紧给表弟打电话，让他前去摁住丈夫。
苏迎澜知道丈夫的盛怒来自何处。上初中时，林皓也曾遭遇校园欺凌。那时他成绩好，又是外地人，班里的同学经常打他、抢他的钱。告诉老师没用，父母也不管，林皓想过退学。为了保护自己，他不得不加入校外的坏小孩团体，逃课、变成打架更厉害的人，但成绩从此受到影响。
当两天前上三年级的儿子在睡觉前说想转学的时候，林皓的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在小逸的描述中，周四体育课的自由活动时间，以陈子杭为首的7个同学突然追上来对他拳打脚踢，两个关系好的朋友上来帮忙，也一起被打了。林皓马上检查了孩子身体，没有明显的伤痕，他稍稍松了口气。
从上海回到西双版纳的家里最快需要17小时。打完最后一通电话，回到会议桌前的苏迎澜找朋友要了张白纸，开始“唰唰唰”写思维导图，她已经顾不上自己的状态明显不在会议里了。
画“脑图”是这位企业主管解决问题的方式。面对这个特殊的“项目”，她在A4纸的右上角写下自己想要的结果：一，小逸的心理状况恢复健康；二，惩罚打人的孩子；三，法治进校。
围绕着目标，她开始细化分枝路径。她需要了解反欺凌的相关法规，查清事件真相，了解班里是否还有其他孩子被欺负。她计划和学校进行三次谈判，第一次，学校向她做初步的情况说明，第二次给出初步的解决方式，法治副校长作为责任人一定要出现。第三次就是最终决定。
“前三秒写出脑图，第四秒开始行动”，苏迎澜遇到问题一向如此。但这次最近一趟回家的航班在第二天早上，她担心这段空档里事情会发生变故。
煎熬的时间里，她开始做自己能做的所有事情。她咨询律师，联系媒体，发动身边的同事搜集与校园暴力相关的所有资料，看其他被欺凌的孩子妈妈分享的心得，“他们拼命给我发东西，我就拼命消化。”
还有一些令苏迎澜哭笑不得的热心帮助。一家快递公司的朋友听说了小逸的事，说要发动全部快递员去学校拉横幅支援，还有一名山东的同事说，“你等着我让一群崽子去干他们”。苏迎澜曾想过把后续的经历拍成小视频放到网上，一个导演朋友提醒她，千万不要这样做，“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苏迎澜预计这会是个长期的“项目”，出发前，她收拾了许多天的行李。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小逸遭受的校园欺凌逐渐升级。
